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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蒙山众乡亲

2014年07月01日 09:44 

荣 斌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日,日寇华北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亲自指挥四个师团、三个独立混合旅团五万多人,对我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中心一一沂蒙山区进行残酷的“扫荡”,妄图一举摧毁我沂蒙根据地。为保存有生力量,鲁中军区主力分散突围,跳出包围圈,到外线打击敌人。当时,我鲁中军区教一旅附属三分所的负责人,带领七十三名伤病员,奉命分散在费北(现在的平邑县)黑山、大青山、五彩山一带,与敌人周旋,在群众掩护下,我们坚持了三个多月,伤病员和医护人员无一伤亡。这里的人民群众给我们留下了永世难忘的印象。

十一月初,我们带着伤员来到黑山、大青山、五彩山一带。这里山高谷深,怪石林立,从南向北有五条大山谷,分布着六七个小山村,大者不足二十户,小者仅一、二户,平均每户人家都要掩护两名以上的伤病员。开始我们还担心,群众能否自愿承担这么重的担子?谁知当伤病员到达各村之后,没等分配,各家都争先恐后,领的领,抬的抬,背的背,一忽儿伤员们就成了各家各户热炕头上的客人。有的老乡稍迟到一步,没能领到伤员,就与村里干部吵嚷起来,象是剥夺了他抗日救国的神圣职责似的。

小布袋峪的刘大娘

五彩山北麓有两条山谷,每条山谷里都散住着十几户人家。山谷状似口袋,西谷较宽且长,住户稍多,称大布袋峪村;东谷较短,称小布袋峪村。据县政府同志介绍,小布袋峪是这一带群众基础最好的,村内有党的秘密组织,支部书记是个叫刘苦妮的大娘。我们刚到的第一天,在山梁上迎接的就是刘大娘,看上去有四十岁出头年纪,中等个儿,清瘦脸,尖下颌,眉额上已有不少皱纹,头上已丝丝银发,两只大手上长满厚厚的老茧。当她看到担架上有位伤员穿着单衣,身上只盖着薄薄的被单,被山风吹得卷屈着身子时,立刻脱下棉袄盖到伤病员身上。伤员感动得热泪直流,忙说:“大娘,我年轻不冷。”到了村里,担架还没落地,全村人都围了上来,有的从家中拿来被子,有的送棉衣等,不一会儿,二十名伤员都有了御寒的棉衣、棉被。

小布袋峪住了二十名伤员和一个医疗小组。这天晚上,我和通信员小徐临时住在刘大娘家中,她家有三间石屋,坐东朝西,小院子南边是一间团瓢(简易草屋,屋顶圆形象瓢)。三间屋的南间有一盘炕,炕上坐卧着四个伤员。中间是个锅灶,北间是大娘一家住的地方。晚饭大娘还特意切了些腊肉,煮了两大碗南瓜。饭刚做好,村长马大爷和一个腰间缠着子弹带,腿上扎着绑带,手提步枪的小伙子进屋来了,大娘一见就说:“咋才回来?同志们都等你回来吃饭呢!”这时我才知道村长就是大娘的老伴,小伙子叫铁柱,是他们唯一的儿子。饭后,由马大爷领路,我们逐家看了房东和伤员,回来时,大娘已在炕下搭好了地铺,这就是我和小徐的住处。伤员由于路途上的疲劳,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从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上旬,日寇集中很大兵力,重点合围东西蒙山,在我们驻地大青山上就进行过三次大的战斗。相距小布袋峪不远的黑山口,一个不满二十户人家的山村,也驻上了二百多名日伪军。他们除了派大部队有计划地逐山头、逐山峪进行搜捕外,还经常组织小股敌人到村中骚扰,碰上人就抓,见牛羊就抢。还扬言“不交出八路伤员,不交出粮食,不并村,不领良民证,一律以八路论处”。时间一长,我们就掌握了敌人清剿活动的规律,利用夜间他们不敢活动的特点,及时转走一些易暴露的轻伤员。有些不适宜转移的重伤员,仍在原地隐蔽。小布袋峪就有这样的三名重伤员,在刘大娘家的田里挖了个洞,由她和一个卫生员共同来照看。敌人曾两次重点清剿过刘大娘家,但都未发现。这次情况不同了,一百多名日伪军住下来不走了。鬼子的帐篷,安在洞旁的一块梯田里,来来去去的鬼子就从上面经过,到沟下取水的鬼子,也常从洞口来回走,脚步声,谈话声,在洞中都能听到。刘大娘沉着镇静,不时的叮嘱我们不要害怕,洞顶是块大石头板,不易发觉,就是被发现了,也要沉住气。伤员们的手榴弹也都集中起来,准备和敌人作最后的斗争。就这样我们静静地熬过了两天一夜,直到外面传来敌人撤走的信号,才打开洞口爬出来。

我们出洞后,迎面来了一个人,他战战兢兢地说:“婶子……不好了。”就一头扑到大娘怀里,“俺叔……他……”我快步跑到村头一看,啊!一个人被烧的漆黑一团,只有从旁边那沾有血迹的光板皮袄上,才知道他就是刘大娘的老伴马大爷,我赶快把羊皮袄盖在尸体上。紧接着,大娘由他侄媳妇扶着,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尸体前。我心里想,大娘一见准会晕过去,就连忙搀扶大娘的另一臂膀。大娘硬是坐在尸体旁边的灰烬上,掀起带血的羊皮袄,抱住那烧黑的尸体,好大一阵子,既未放声大哭,也未说话。我低着头,流着泪,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大娘,老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大娘!你就放声地哭吧!这样你或许好受些。”但大娘却轻轻地摇了摇头,放下了尸体,盖上了皮袄,颤抖着说:“孩子他爹,你死的好惨,但也死的值得,你没有给咱中国人丢脸。”突然,大娘抬起头来,四下里望了一圈,急着问道:“侄子和铁柱他们呢?”“是啊!他们?”大娘的侄媳随声应着,一转身就往山上跑去,边跑边回头说:“婶,我上山去找找。”大娘的侄媳走后,她抬起头来看了看我:“咱光难过不行,该合计合计怎么办?我这么想,等会年轻人下来,先葬了您大爷,再看看埋的公粮和机器,再煮点红薯,天明前还得进洞啊。”大娘说完这话,抱来一抱山草和几段草绳,用血污的光板皮袄,默默地包扎大爷的尸体。这时,大娘的侄媳气喘吁吁地跑来了,焦急地说:“婶,没……没找到,暗号也联……不上,爬到洞里去看也没有。”大娘沉思了一会儿说:“要是转移了那就好!可也该回来了,咱先休息会,也让他们看看你大叔是怎么死的,永远记住这笔血债,叫鬼子加倍偿还!”

启明星已在正南了,山西梁传来两下击石声,不久又传来两声猪叫声,这是联络暗号,我也按规定回答了联络暗号,转移的人们果然回来了。走在前面的是两名已愈的伤员,我连忙问道:“民兵回来了吗?”伤员说:“没有见,只在路过西山时,看到一具尸体。”听到这消息,我心里有一种不祥之感,就匆匆忙忙地向西山走去。

西山是大小布袋峪山梁上的最高点,南连接五彩山的主峰。我爬到西山顶,正赶上转移回来的人们在休息,我就约他们一同前去寻找,就在这西山与主峰之间的山凹部,先后发现五具尸体,经辨认,他们是小布袋峪的五个民兵,其中就有刘大娘的儿子,他身上的弹孔和刀痕上的血渍都成了黑色的斑块,根据现场分析,民兵们发现鬼子住在我们洞口边,为引走鬼子保护伤员,他们在西山向敌人开火,结果,遭到山上和住在大布袋峪敌人的包围,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后牺牲的。

大家把烈士的尸体抬回村边,刘大娘再也忍不住了,一下扑在儿子身上,放声地大哭起来,好像全然忘记山下还有敌人。在场的人都哭了,伤病员也个个泣不成声,哭声震动着整个山谷。

从这以后,刘大娘接连三天没有吃一口饭,也没喝一滴水,但她仍然挺着身子带领全村进行反“扫荡”,仍然无微不至地照顾伤病员。我们劝慰大娘保重身体,大娘却说:“我一闭眼就看到鬼子在杀人,全身就发热,感到很有劲,非要跟鬼子拚个死活不行。”大家都一再向刘大娘表示:“我们都是你的儿子,一定狠杀鬼子讨还血债,为大爷、大哥报仇!为乡亲们报仇!”大娘满眼含泪激动地说:“好孩子,大娘信得过您。”能行动的伤员,都闹着要回部队杀鬼子,我们只得允许九名已基本全愈的伤病员出院去找部队。

大布袋峪的谭大爷

谭大爷是大布袋峪十二户人家中的一户,住在峪的上部靠近山根的地方。这里有一片茂密的树林,有不少柿子,核桃等山果树,树荫下有一个方方的庭院,院内三间正屋,一间厢房,厢房前种着两棵石榴,门前有两株茶树,庭院的北边是篱笆围起来的小菜园,从山上引下的一溪流水,经过菜园流向峪底,一眼看去就知道这是一户很勤劳的小康人家。

谭大爷身高一米八、九,长方面孔,黑里透红的肤色,方额大眼,花白胡子,肩宽腰圆,五十六、七的年纪,相比之下,老伴显得太矮,只及老头的腋下。老两口无儿无女,过继了一个本家侄子作儿子,二十多岁的人,娶上媳妇还没过一百天,就因婆媳不和分家啦。谭大爷这回领回五个伤员,其中三个生活不能自理,全由他家来照顾,大娘翻箱倒柜,把能御寒的衣物都找出来给伤员。他养了一群鸡,下了不少蛋,每天不是煮就是炒,顿顿让伤员吃上鸡蛋,还把自己养的一头猪杀了,除自己留一部分,其余的全村都分了。他嘱咐各户,要把肉煮烂,好好地给伤员养身子。

谭大爷夫妇,对待伤员就象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每当给伤员换药的时候,大娘总是托着伤员的患肢。换下的浓血纱布总是及时洗净晒干,然后叠得板板正正,她还常常烧好艾芭水,为伤员烫洗肿胀的肢体。五个伤员都亲昵地叫她:“娘!”

这时,各村抗日组织,天天用鸡毛信送情报,我们分散各村的伤病员和工作人员,又都是侦察员和情报员。因此,鬼子在几十里以外的活动情况都知道得很清楚。有一天,二百多名日伪军驻进了八十里外的一个村子不走了,我们把轻伤员连夜转移,不能跟随行动的转入地下,谭大爷不慌不忙,利用夜幕的掩护,和我一起将两个伤员架扶到离家一里之遥的东岭,登着木梯爬到一块石崖上。崖上是一些错综排列的巨石,两块大石之间有一条缝隙,侧着身子可以走进去,缝隙左下侧,又出现了一个三角形洞口,沿洞口爬进去,有块较宽阔的地方,足能容纳三、四个人,里面铺了厚厚的山草,也准备好了饮水和食物。只要在进入石洞处,放几块石头,任何人都不会想到这里会有洞。谭大爷把两个伤员安顿到这里后,再三叮嘱,只有听到他规定的暗号才能出洞,否则,任何情况也不能露面。

谭大爷掩藏好这两位伤员后,赶忙回到家中,又和我把另外两名较重的伤员送到三个坟堆的墓地里,他先把坟前一块供桌石掀起,又抽出几块灰砖,取出一块木板,露出一个洞口。大爷下至洞内,点燃了油灯,将伤员一个个送下去,等我到里边看时,大爷才说:“俺老两口无儿无女,就把坟先修好五年了。”这坟是用砖砌成,用石条盖顶,象一间宽敞的卧室,壁上还有小壁厨,放着饮水和食物,砖地上铺着山草,草上有一张老羊皮,草旁竖着两根竹杆,作为通气孔通到上面草丛里。等把伤员安顿好后,大爷一再叮嘱:说话要轻声,点灯先把气孔罩好,免得光线露出去。接着,拉我出了坟洞,将供石原样放好,仔细地清理了地面痕迹,我们才离开了坟地。

第五个伤员的隐蔽处,是一块两层石阶的梯田,田埂上有棵柿树,还种着一片金银花。两道用碎石砌成的田埂,在柿树下结合成了一体,谭大爷移动了几块石头,露出了洞口,里面只能坐卧一个人,洞的上面是一块大石头。谭大爷说:三年前我在这里捉住一只獾,以后听上级说,要挖洞掩护伤员,我就把它改成现在的洞,说着我们就把伤员藏了进去,又伪装好了洞口。

此后,鬼子四十多天的清剿,从未发现伤员的痕迹,伤员也恢复了健康。

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使大家更敬佩谭大爷,有的同志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谭诸葛。

一天拂晓,我军一个主力营从外线转入内线,准备打击清剿的日伪军。谁知刚进入大青山,便被鬼子发现了,我军立即占领了制高点,战斗从上午八点钟进行,到下午五点钟时,部队才突围下山。下午两点钟左右,送来了五个伤员,他们是在大青山负伤,从山南转到五彩山来的,估计敌人可能追踪而来。在我们为伤员包扎伤口的时候,谭大爷早已等在旁边,他焦急地说:“鬼子在山下,随时都可能来,快把伤员交给我吧!我有办法。”说着他拉我走出门来,指着菜园东边沟崖下的一个天然洞说:“这洞口朝大路,洞底像口锅,一眼就能看清楚,敌人不会怀疑在这样的洞里会藏人。可是他们不知道洞底下面有个向东拐弯的土坑,可以藏下两个人。向洞里扔手榴弹,打机枪都不会伤着人,我们来个实实虚虚,保准没事。那个膀子受伤的同志就放在靠路口的山草堆里,那里前前后后有数十个草堆,鬼子是不会搜查路口那一堆的,剩下的还有两个伤员,就藏在我侄儿的洞里,他们两口子到亲戚家去了,几天还回不来。”就这样我们很快安置了伤员。

不一会,山上信号树倒了,大家迅速进入各自的隐蔽点,大概在下午三点左右,鬼子从山上一直搜到山腰。把离路口远些的草堆,用刺刀挑翻了三堆,再也未动其他堆,看见菜园里的洞,先扫射了一阵机枪,又扔了两棵手榴弹,就匆匆忙忙地走了。事后,那两位伤员说:“机枪、手榴弹都没伤着毫毛,就是让烟呛得只想咳嗽,又不敢咳嗽。从这以后,有的同志看见谭大爷就叫诸葛大爷了。

崔家峪的崔大爷和崔大娘

黑山口的鬼子已撤走好多天了,上午八点以后人们就爬出洞,在村里村外走动走动,或是躺在草堆里晒晒太阳,捉捉身上的虱子,我们也可在白天为伤员换药治病了。有一天,大概在九点钟左右,山下东南方向,响起阵阵枪声。伤员闻枪声后多数又转入地下,奇怪的是山上的信号树没有倒下,也没有传来哨声。我和通讯员小徐爬上村西高地,向东南方向窥望,忽然从山上下来一个人,他跑几步又走几步,象是很吃力的样子,我们迎上去一看,原来是一分所卫生员张敬林。他头发很长,眉毛上染着白霜,面孔又瘦又黄,颧骨也突出来了。我看着他那疲惫的样子,奇怪地问道:“啊,小张,都说你失踪一个多月了,你是从哪里来的?”他稍为喘息之后,就依在我的身旁讲起他失踪的经过。“我分工带领七个伤病员在李庄。一天,鬼子来清乡,我和两个轻伤员随着老乡向西跑,刚到崔家峪的西山梁,就遇上了一群鬼子,拚命向我们开枪,几个人倒下了,我的右臂受了伤,流血不止。回头一看,后面的鬼子也追上来了,我只得躲到死人堆里装死,也不知怎么失去了知觉,当我醒来的时候,已躺在崔大爷的地洞里。

崔大爷四十多岁年纪,夫妇俩只有一个女儿。今年还不到十五岁,但已挽了发髻。开始我叫她大嫂,以后改叫大姐,再以后就叫妹妹。大爷世代行医,鬼子清乡害苦了他家,房子烧成了灰,三口人白天夜里都藏在洞里,只有在夜深人静时,偷偷爬上来提桶水,制点饭,总算躲过了几次清乡搜查。当我问起我是怎么到了这里来的,大爷告诉我:“那天鬼子走后,我在洞里听见邻居家哭天嚎地,我就爬出来,到邻家一问,才知道鬼子在西岭杀了不少人,俺村里就有好几个,我跑到西岭去帮忙,发现你躺在那里,口里还有气,就把你背回家来了。“啊,我领的伤员呢?”我想到这里,就想立即去找,但怎么也站不起来,大爷大娘去打听伤员的下落,叫我好好养伤。我在洞里住了大概有四天,觉着就象过了一个月,大爷把我的伤口上的积血和泥土洗掉,又贴上些洗过的艾芭,找了块旧布包扎好。第五天夜里,我好不容易说服了大爷,爬出洞来去找找伤员和其他同志。可还没走出院子就摔倒了,口有点张不开,脖颈发硬,腿也不听使唤。大爷又把我背回洞里,到了天亮就开始抽风,我心里很清楚这是得了破伤风,肯定活不成了。就把家庭的地址和父母的姓名告诉了大爷,请他老人家能在我死后捎个信去。可是大爷大娘却慌而不乱,他们一面安慰我,一面忙着为我找药、配药、煎药,但我的口一点也张不开,只好一滴滴的灌进去,一连抽了很多天的风,最重的时候全身抽成了一只弓子型。大娘和小妹妹看到我那痛苦劲,难过得直流眼泪,大爷一天不知给我试多少次脉,改过多少次方,也不知夜间上山采过多少次药。一家人冒着风险,为我日夜忙碌,终于从阎王爷那里把我的生命夺回来了。他一家人当时真是高兴极啦,大爷大娘各拉着我的一只手,久久地流着眼泪,一再重复着一句话:“可把你救过来了,可把你救过来了!”

我听到这里,一下子就把小张拉了起来,三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热泪浸湿了衣襟。啊!真是奇迹,沂蒙山上的奇迹!外科学上明文写着,伤后七日发现破伤风,为急重型,多难以治愈。小张在第五日发病,竟然用草药治愈了,这是崔大爷一家用自己的心血,用根据地人民的心血,把他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的,他们不愧为我们子弟兵的父母啊!

四十多年过去了,蒙山乡亲那种勇于献身革命的高贵品质和崇高的民族情感,依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我经常想,没有这些根据地的乡亲们,就没有人民军队的今天,就没有革命的今天。

(选自《忆沂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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