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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根据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伟大实践

2014年06月16日 17:47 

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

——沂蒙根据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伟大实践(上)

中共临沂市委党史研究室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强保证。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明确宣布: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本党任何私利。正是由于我们党始终牢记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才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翻开沂蒙根据地这本厚重的大书,走进沂蒙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基地,一个个革命先烈的名字,一张张真实的照片,一段段动人的故事,生动记录了沂蒙根据地党政军群贯彻、实践群众路线的辉煌历程。

党的先进理论唤醒沂蒙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是革命导师列宁的一句名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也是从制造革命舆论、唤起民众觉醒开始的。从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到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都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到了先声作用。

沂蒙山区是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较早的地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是沂蒙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其影响下,沂水县的李清漪、李清潍,蒙阴县的刘晓浦、刘一梦,沂南县的刘鸣銮,郯城县的刘之言等一大批有志青年,相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利用探亲、假期等各种途径,带回《向导》、《新青年》、《新建设》等革命刊物,向家乡人民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

左翼作家、太阳社负责人之一刘一梦发表的《失业之后》、《论新现实主义》等著作和文章,在家乡引起很大影响。尤其是在济南创办的《晓风》周刊,在青年当中广为传阅。

在沂蒙山区直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早期共产党员李清漪。1924年,他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上海总工会工作,1927年担任中共山东区委技术书记。1926年回家乡养病期间,他献房集资,创办平民学校,自编自印教材,向贫苦青少年和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揭示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根源,宣传革命道理。他还油印《农民小报》,用通俗易懂的事例,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在李清漪的影响下,沂水县西北乡的青年知识分子李鸿宝、陈梯山等也都在各自的村内办起了平民学校,进行思想启蒙教育。

通过早期共产党人的宣传启蒙,沂蒙人民逐步懂得了闹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道理,在黑暗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沂蒙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人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山东省委:”省委工作的中心应当放在鲁中区,开始依靠新泰、莱芜、泰安、邹县的工作基础,努力向东发展,尤以莒县、蒙阴等广大地区为重心……。”

此后,中共山东省委、八路军山东纵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八路军第一纵队、山东省战工会等党政军群领导机关扎根沂蒙,开辟创建了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华东局、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华东野战军等转战沂蒙,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根据地党政军群机关利用报纸、刊物、文艺演出等多种形式,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一步激发了沂蒙人民的革命热情。

当时,在沂蒙根据地相继创办了《大众日报》、《战士报》、《鲁中大众》、《鲁南时报》、《滨海农村》、《斗争》等几十份报刊;组建了抗大一分校文工团、一一五师战士剧社、山东纵队鲁艺宣传大队、省妇救会姊妹剧团等众多文艺团体,形成了强大的宣传声势。

从“减租减息”运动中,可以看出各种宣传教育的巨大作用。1942年5月,双减工作团带着文艺宣传队进驻莒南大店,通过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王大嫂翻身》等文艺节目,大力宣传“谁养活谁”的道理,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群众的思想认识和阶级觉悟,很快掀起了“减租减息”的热潮。

在党的正确理论指引下,沂蒙人民迅速觉醒,焕发出高度的革命热情,形成了强大的革命力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党的施政方针感染沂蒙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任何政党的兴衰存亡,归根结底取决于它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取决于人民群众对这种作用的认可程度。

在革命战争年代,沂蒙根据地党政军群等领导机关始终把保障人民权益、改善民生作为施政方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使劳苦大众得到了翻身解放。

政治上的翻身,是共产党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最根本的利益,也使沂蒙人民感受到党的温暖。

抗战时期,根据地破天荒地建立起人民自己的政权组织——各级抗日民主政府,人民政权的建立,使广大群众感受到了政治上的解放。千百年来,人民群众渴望自由、平等、民主,但在封建腐朽统治下,这种渴望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梦想。在暗无天日的旧中国,人民群众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饱受压迫和屈辱,过着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生活,毫无平等自由可言。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人民群众才真正登上了历史舞台,享受到做人的权利。

1940年8月,山东省战工会在沂南县青驼寺成立,11月颁布了《人权保障条例》。这个《条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人权保障条例,也是我党制定、并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人权保障条例》,它旗帜鲜明地宣示了人民群众享有选举、罢免、言论、集会等各种权利。

特别是 “三三制”原则的实施,彰显了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三三制”,即在政权人员比例上,共产党员、非党员的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运用,也是推进民主政治的一个创举。

根据地发明的“豆选”办法,开创了人类选举史上的奇迹。由于农民不识字,无法填写选票,就发明了向碗里投黄豆粒选举的办法。在几个被选举人背后摆上几个碗,选民赞成谁就向谁背后的碗里投黄豆粒。选民们对自己手中的那粒豆子看得非常神圣。他们说:“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做好事,投到好人碗里头。”

据统计,当时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府中,民选的县长占94%,区长占80%、乡长占70%,村级政权大多由村民自己选举产生。由此产生了一批庄户县长、牛倌区长、长工村长等。

这种普通的选举权,却使老百姓感到由衷的自豪和无比的尊严。

经济上的翻身,是共产党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最大实惠,也使沂蒙人民感受到党的体贴。

在根据地建设中,各级党政军机关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关心群众生活,体贴群众疾苦,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使人民群众生活得到明显的改善。

抗战以前,在封建土地制度下,土地大都集中在地主手中,贫苦农民少地或无地耕种,形成了农村中普遍存在的租佃、借贷和雇佣关系。1942年5月,中共山东分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采取“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的办法,在根据地大规模开展“双减”和增资运动。到1943年,这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据鲁南区11个县统计,开展减租的村庄1981个,减租地17万亩,减租粮225万公斤、棉花1400公斤、款5万元,增资村庄1020个,雇工217305人,增粮417.5万公斤。“双减”与增资运动,使广大贫雇农的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渴望得到土地,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奢望。抗战胜利后,沂蒙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让人民群众梦想成真。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是人民群众真正尝到了当家做主的滋味,也进一步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和决心。

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由于日军的疯狂“扫荡”、“蚕食”和“封锁”,加之伪、顽、匪的抢掠、破坏等,造成根据地抗日军民生活极端困难。为减轻人民负担,根据地党政军机关采取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兴修水利、生产救灾等多项措施,胜利渡过难关。

在精兵简政中,从1942年春到1943年春,根据地党政军共精简机关人员3万多人,其中党政机关精简人员分别达到52%和46%。

在大生产运动中,掀起开荒、纺织、生产新高潮,同时建立互助组、合作社、变工队,开展运输、贸易等。仅1945年上半年,鲁中区就开荒近15万亩,有纺车228819辆,织机25197台。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根据地粮食、布匹、军需等基本自给,彻底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改善了抗日军民的生活。

在兴修水利、生产救灾中,根据地党政军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全力帮助人民群众,先后修建了沂南县袁家口子大堤、莒南县石泉湖水库等水利工程,解决了当地水患和吃水、种地的困难。

1947 年至1949年沂蒙山区交替出现水、旱、雹、蝗等各种自然灾害,粮食大面积绝产,受灾群众达200多万人。危难之时,华东局连续三次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救灾工作, 号召“不荒掉一亩地,不饿死一口人”,并派出大批干部逐级下放任职,帮助群众救灾。同时,发放救济粮4500万公斤,贷款14亿元,并开展副业生产、疏河、开渠、筑堤,帮助群众度过了难关。

文化上的翻身,是共产党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光明前景,也使沂蒙人民感受到党的关怀。

在旧中国,贫苦农民子弟根本上不起学,祖祖辈辈成了“睁眼瞎”。为提高群众文化水平,抗日民主政府在广大农村普及文化教育。开办起抗日小学、中学以及夜校、“识字班”、“庄户学”等。到1944年,仅滨海区就办起抗日小学2838处,在校学生达9.5万人。尤其是“识字班”、“庄户学”这种办学形式,受到广大农民的普遍欢迎。1945年初,据鲁南区10个县不完全统计,“庄户学”达到3348处,学员达197758人。根据地文化的普及,使昔日的“泥腿子”变成了“文化人”。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呀,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沂蒙人民,发自内心地唱出了自己的喜悦之情。

党的优良作风感动沂蒙

“一打纲领不如一个实际行动。”

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优良作风和模范行为,深深感动着沂蒙人民。有许许多多的感人故事至今在群众中传颂。

1942年4月10日,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到山东分局指导、帮助工作。在临沭县朱樊村期间,他常常工作到深夜。但房东习惯天不亮就起来推磨,影响到刘少奇同志的睡眠。工作人员悄悄地要求房东改变推磨时间,刘少奇知道后,严肃地对工作人员说:“农民白天忙于农活,只好早起晚睡干家务,不要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此事传开后,大家都非常感动。

1940年初,徐向前同志住在汶河岸边的小河村。一天早晨,天上飘着零星的雪花。徐向前起床后,看到警卫战士光着脚在门前站岗,他心里一阵难过,急忙脱下自己的鞋递给战士,警卫员说啥也不要。徐向前便蹲下身去,亲自给他穿上。这位战士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1943年春,山东分局住在滨海区三界首村。这时正值春耕季节,朱瑞和机关工作人员来到田间帮助群众春耕。警卫班长徐洪德安排朱瑞砸土块。朱瑞说:这些轻快活让别人干吧,我去拉犁。不到一上午的时间,肩上的衬衣就磨破了,使在场的干部群众深受感染。

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许许多多:

——沭水县县长王子虹闲暇时便背起粪筐,为群众拾粪,并亲自为参军青年抬花轿;

——莒南县委书记杨心培的全部家当,只有一只小皮箱,一条补丁毛毯;

——莒南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王东年,卖掉祖林中上百年的大柏树,用于救济灾民;

“枪声就是命令”。八路军用鲜血和生命掩护群众的故事,深刻诠释了人民军队亲民爱民为民的情怀。

1944年1月24日(农历大年除夕),日伪军包围了临沭县朱村,住在附近的滨海军区四团三营八连战士,听到枪响后,急忙赶往营救,经过6个小时的激战,终将敌人击退,有24名战士壮烈牺牲。群众感激地说,“朱村是咱八连给救下的!”以后每年除夕,村民们都将第一碗饺子用来祭奠烈士。

1944年8月,日伪军“扫荡”滨海区,有1000多名群众被围困在莒南县大山一带。危机关头,八路军滨海军区六团团长贺东生奉命率一个连前往营救。在战前动员时,贺东生铿锵有力地说:“为了解救1000多名群众和数百名伤员,我们的同志都要准备当炸弹使”。经过一整天的血战,群众安全转移,但30多名干部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共产党人的模范行动,在沂蒙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座巍峨的丰碑。

也正是由于共产党人的光辉旗帜、正确领导和模范行为,建立起党群之间、干群之间、军民之间生死与共、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铸就了伟大的沂蒙精神。

 

铜墙铁壁 巍巍靠山

----- 沂蒙根据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伟大实践(中)

中共临沂市委党史研究室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

毛泽东的这段话,精辟地道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真谛。从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翻身闹革命的光辉历程,尤其是沂蒙根据地发展壮大的伟大实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铜墙铁壁、巍巍靠山的巨大威力。

跟共产党走,才有好日子过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这首创作于沂蒙根据地的歌曲,发出了千千万万沂蒙人民一心一意跟党走的心声。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是沂蒙人民发自内心的抉择。

长夜难明赤县天。在旧中国,沂蒙人民饱受兵匪和黑暗官府的欺压,长期挣扎在死亡线上。沂蒙人民祈盼和平,渴望自由,谋求安居乐业的生活。但出路在哪里,光明在何方?

这一时期,打着这样那样旗号的“生、末、净、旦、丑”纷纷登场,竭力宣扬各自的主张,以求达到自己的目的。沂蒙人民在这种纷纭复杂的进程中,逐步看清了历史方向。

俗话说的好,“听其言,观其行”,这是人们分辨是非曲直,识别真假丑恶的最基本方法。沂蒙人民之所以对土匪“放下锄头抗枪杆,一生不愁吃喝穿”那样的惧怕和诅咒,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政令”那样的鄙视和谴责,对汪精卫“曲线救国、退让求和”那样的厌恶和唾弃,对日本帝国主义“东亚共荣、王道乐土”那样的仇视和愤恨,对共产党、八路军那样的信任和拥护,关键在于看清了他们的实际言行。

通过下面一组组历史镜头,可以窥斑见豹,看出沂蒙人民历史选择的正确性。

土匪横行,暗无天日:土匪曾是上个世纪前半叶沂蒙山区的一大祸患。据史料记载,从1902年到1937年,在沂蒙山区的大股土匪就有刘黑七、陈三坎、王四麻子、徐大鼻子、徐献宝、李斗金等十几股,他们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绑票勒赎,无恶不作。稍有不从,便“血洗”、“屠村”。其中刘黑七为害最甚,他率部横行29年,窜犯13省,杀害群众20多万人,仅在沂蒙山区就杀害民众10000多人,烧毁房屋20多万间,弄得百姓家破人亡,生灵涂炭。

国民党军鱼肉百姓,作恶多端:1933年5月,中共沂水党组织会同沂水民间组织大刀会发动了农民暴动,国民党军81师运其昌、唐邦植两个旅前往镇压。大刀会部分会众和老百姓到沂水西南部的黄石山避难。运、唐率部将黄石山上男女老少3700多人全部屠杀,制造了山东近代史上最为惨烈的事件。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率10万大军望风而逃。继任者沈鸿烈率国民党大小官员躲到沂蒙山区北部的东里店,消极抗战,大肆进行摩擦、破坏活动,枪杀共产党、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制造了“太和”、“银厂”等惨案。

日军惨无人道,令人发指:1938年2月,日军铁蹄踏进沂蒙山区,他们派飞机到处狂轰滥炸,哪里人多就向哪里扔炸弹,扫机枪,先后制造了刘庄集、上下峪子等惨案。1938年4月21日,日军攻占临沂城后,疯狂屠杀无辜居民3000多人。在对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和封锁中,他们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给人民群众造成了无边的灾难。

伪军、汉奸为虎作伥,罄竹难书:伪军、汉奸是中国人民的败类,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成立后,伪军势力急剧增加。在沂蒙山区的大宗伪军主要有吴化文、荣子恒部。吴化文原是国民党新编第四师师长,手下有12000多人,1943年率部投敌,盘据在沂鲁山区;荣子恒原是国民党百十二师副师长,1943年春在鲁南投敌。他们配合日军疯狂进攻根据地,杀害抗日军民,给根据地带来巨大损失。

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救国,造福人民:卢沟桥事变后,沂蒙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武装高举抗日大旗,放手发动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打鬼子、捉汉奸、灭土匪、斗伪顽,浴血奋战,一心为了老百姓。在发展壮大根据地的斗争中,共产党、八路军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拥政爱民公约》,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亲民爱民,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奋不顾身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从这一桩桩、一件件事例中,从血与火的洗礼中,从历史变迁的教训中,他们深深认识到,共产党才是老百姓的大救星。

找到了救星的沂蒙人民,义无反顾地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求翻身。

共产党号召全民抗战,根据地男女老少就一齐行动,村村成立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民兵队,参军参战,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传递情报,奏响了一曲曲全民抗战的凯歌。

临沭县西山前、莒南县渊子崖等一个个响亮的“抗日楷模村”的名字镌刻在了中国抗战史上。

马邦才、徐敏山、臧西山、左太传、高运成、刘式炬、李凤池等一个个民兵英雄的名字响彻在沂蒙大地。

在沂蒙山区,一些开明士绅也在共产党统战政策的感召下,加入了革命的阵营。

万春圃是兰陵县上大炉村开明绅士,1939年9月,八路军115师到达抱犊崮山区后,罗荣桓就住在他家。共产党的仁义打动了万春圃,他慷慨打开粮仓,捐粮给八路军,把自家武装的枪支献给八路军。他本人也参加了八路军,后来担任了鲁南军区副司令。

刘云浦是蒙阴县垛庄镇大户人家——“燕翼堂”的掌门人,也是沂蒙早期共产党员刘晓浦的二哥、刘一梦的二伯。当刘晓浦、刘一梦被韩复榘杀害后,他置棺敛尸,一直浮殡,含泪发誓:“共产党不取得胜利,我决不正式出殡!”抗战爆发后,他卖掉部分土地,一次向八路军捐献长短枪40余支,并动员家族男女青壮年参加抗日队伍。日伪军多次占据垛庄,以坚固、复杂的“燕翼堂”八卦宅为据点,我军每次攻打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为支持抗日斗争,不给敌人以屏障,刘云浦依然拆除了八卦宅,表现出毁家纾难的大义之举。

戴文洲是沂水县西墙峪村人。1941年11月,日军5万多人“扫荡”鲁中山区。鲁中区参议长邵德孚将部分文件和军用物资藏到戴文洲家中。日军进村后,将戴文洲和他儿子、弟弟绑在树上,逼问军用物资下落,用刺刀捅一下,问一声。三人紧咬牙关,宁死不说。最后,日军用刺刀在他们身上连捅数刀,戴文洲父子当场牺牲。

沂水县朝阳官庄有个彭大娘,名字叫王步荣,她亲眼看到八路军尊重群众、爱护百姓的事迹,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率先把二儿子送到八路军部队。1939年二儿子牺牲后,她又先后把大儿子彭运山、三儿子彭运田、四儿子彭运和、三女儿彭运彩和女婿送到部队。谈到共产党、八路军的好处,她说:“人家八路军千里遥远来咱这里打鬼子,图什么,还不是为了咱老百姓吗!我看的清亮的,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好日子过”。

共产党为咱谋利益 一家人就得心贴心

蒙山高沂水长,

我为亲人熬鸡汤,

续一把蒙山柴炉火更旺,

添一瓢沂河水情深意长,

愿亲人早日养好伤,

为人民求解放重返前方。

一首《沂蒙颂》,唱出了沂蒙人民对子弟兵的深情厚谊,再现了军民一家亲的真实情感。

沂蒙人民敦厚朴实,一旦认准的事,看中的人,或是有恩、有情与己者,便会舍家抛业、义无反顾地为之付出。这也是沂蒙山区涌现出那么多红嫂等模范人物的重要根源。

沂蒙母亲王换于,是沂南县东辛庄人。1939年6月,日军扫荡沂蒙山区,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纵队首长徐向前、朱瑞、黎玉等先后住到她家。王换于为大家忙吃忙喝,日夜操劳。她见首长的孩子无人照料,就在村里办起了“地下托儿所”,一次收养27个孩子。村里谁家生小孩了,她便动员产妇“一怀俩犊”喂养。当时,她儿媳也刚生下孩子不久,尽量把奶水喂八路军的孩子,结果自己的孩子却夭折了。

1941年日军大扫荡时,《大众日报》社发行科的毕铁华被日军抓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用烙铁把他全身烙的血肉模糊,生命奄奄一息。被营救出后送到王换于家养伤。王换于四处打听民间验方,上山采集各种草药,熬制獾油拌头发灰涂抹伤口,在王换于一家的精心治疗下,伤口渐渐结痂。为防止烧伤面继续感染,王换于让女儿用艾蒿煮水给毕铁华一天擦一次身子。一开始,毕铁华不好意思,说什么也不让脱衣服。王换于一听就火了:“都当八路了,还老封建来,咱们谁跟谁呀,一家人就得心贴心,姐姐给弟弟擦身子,怕什么呀!”

尹德美是莒南县前新庄村人。1943年,日军大规模“扫荡”滨海区。山东军区司令部通信大队长黄志才和电台台长刘凯夫妇的儿子迎胜刚满半月,随军转战不便,就托付给尹德美抚养。迎胜8个月时生疹子,高烧不退,呼吸困难,当时找不到医生,急得尹德美团团转。当她打听到山东军区医院转移到大店时,便冒着倾盆大雨,步行20多里,将迎胜背到大店治疗。

1947年7月,国民党军队占领滨海地区,已经怀孕7个月的尹德美,背着迎胜躲到山上,被敌人包围了3天3夜,没吃一顿饭。望着饿的哭闹不停的孩子,尹德美冒险爬出大山为孩子寻找吃的。刚出山,就遇到敌机轰炸,她趴在地上,用身体紧紧护住孩子。1949年7月,她把历经艰险抚养了6年的迎胜,交给他的亲生父母。建国后,黄志才一直没有忘记尹德美一家,1970年,迎胜和尹德美女儿梅吉喜结良缘,成为真正的一家人。

用乳汁救伤员的红嫂明德英,细心照料伤病员的八路军母亲祖秀莲,拥军支前模范沂蒙六姐妹,牺牲自己掩护八路军的武善桐,舍弃亲人救护八路军女护士的张治孝,偷偷卖掉自己女儿为八路军战士换取粮食的方兰亭……

这些活生生的事例,无不彰显了沂蒙人民对亲人子弟兵的大爱大义,谱写了一曲曲爱党爱军的壮歌。

为了打胜仗,咱们豁上了

“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战争胜负是由敌对双方政治、经济、自然地理和主观指导能力等诸因素决定的。而这种决定作用归根到底要通过人民群众来体现。”这是1946年8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的一段话。沂蒙解放区人民在参军参战、踊跃支前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就是对这个结论的最好诠释。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以58个旅约46万人的优势兵力进攻山东解放区。华东野战军一战鲁南,全歼国民党军马励武、周毓英两个整编师和一个快速纵队5.3万余人;二战莱芜,歼灭国民党济南绥靖区李仙洲部5.6万多人;三战孟良崮,全歼国民党王牌军整编第74师3.2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在这些战役中,沂蒙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为夺取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鲁南战役打响后,沂蒙解放区有1万多名民兵随军战斗在第一线,埋地雷、搞爆破,捉押俘虏、打扫战场,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作战。各地支前大军从四面八方涌向鲁南,抢救伤员、运送粮弹,及时有效地保障了部队供应。平邑县组成2550人的担架队,冒着敌人的炮火抢救伤员,该县第一区担架队战役后被授予“陈毅担架队”。1959年,陈毅元帅在青岛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深情地讲到“我陈毅死在棺材里也忘不了山东人民对我们的支援。他们在战争中做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鲁南平邑一区担架队就是一个范例。”

临沂县出动8000多名常备民工支援前线,运送粮食50多万公斤,鞋子4万多双,修公路60多公里。据统计,在鲁南战役期间,沂蒙解放区参战支前的民工达60余万人,担架6300多副,大小车1500余辆,加工运送粮食450万公斤,充分体现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孟良崮战役打响后的第二天,通往战场的木桥被敌机炸断,解放军后方的辎重武器过不了河,前方的伤员运不下来。在这关键时刻,附近的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砍林木,摘门板,连夜架起了一座浮桥。由于水沙流动,桥不稳固,群众就采取多种措施固定桥墩,保证了弹药物资的运输。

1997年夏天,原华东野战军一纵司令员兼政委叶飞回到曾经战斗过的沂蒙山区,讲述了一段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孟良崮战役前夕,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山上光秃秃的,不仅人缺少吃的,马料也很紧缺。房东见叶飞的战马饿的咴咴叫,就下地割了一捆刚拔节的麦苗用来喂马。叶飞发现后赶紧制止。第二天一早,房东又把新屋房顶上的麦秸扒下来喂马。房东的媳妇见后说:“你连家也不要了?”房东却说:“为了打胜仗,咱豁上了。”

粟裕将军在《真正的铜墙铁壁》一文中回忆道:“临沂地区的人民,宁肯自己吃糠、吃地瓜叶,甚至以树叶、野菜充饥,也要把用小麦、玉米、小米、高粱做得煎饼送给部队;宿营时,有的群众把刚结婚的新房也腾给我们住,妇救会、“识字班”的妇女到各班去问寒问暖,抢着缝洗衣服、鞋袜;许多老大娘把自己赖以换取油盐的鸡蛋拿出来,甚至杀了老母鸡,送给部队的伤病员。山东人民在战争中组成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车轮滚滚,担架如林,前送粮弹,后运伤员,放哨带路,看押俘虏……他们是那样地坚强勇敢,不怕困难,奋不顾身,竭尽全力地支援人民子弟兵。”

这就是沂蒙人爱党爱军的心田,这就是广大群众无私奉献的情怀。

正是由于沂蒙人民坚定不移跟党走,舍生忘死支援革命,筑起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铜墙铁壁,成为党和人民军队的坚强靠山。沂蒙人民的崇高思想和境界,也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升华为伟大的沂蒙精神。

创业之基 力量之源

-----沂蒙根据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伟大实践(下)

中共临沂市委党史研究室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古往今来,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表明:“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国民党政权的垮台,新中国的建立,又一次见证了群众的重要作用,诠释了民心的巨大威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

怎样才能赢得民心、拥有群众?从沂蒙根据地贯彻群众路线的伟大实践中可以看出:只要我们永远植根于人民群众,时刻牢记人民利益,努力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

心里有群众 身边才有群众

蒋介石在败退台湾后,深刻反思,为什么凭着手中几百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和凭着雄厚的财力,怎么会败给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最终赢得了民心。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群众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想事情,看问题,不是凭谁说的好听,而是注重实际。只有心里装着群众,尊重群众,爱护群众,并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样,才能被群众认识、亲近和接纳,从而赢得信任和拥护。反之,就会受到群众的唾弃。

民国时期,常年有国民党军队驻扎在沂蒙山区。他们视老百姓为草芥,横行乡里,鱼肉民众,动辄打骂,搞得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群众称之为“刮民党”,恨之入骨,畏之如虎,象躲避瘟疫一样怯而远之,更谈不上拥护、支持了。

反观共产党、八路军对老百姓的态度和言行,却是冰火相交,冷热立见。

1939年9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某部进军抱犊崮山区。由于这一带的老百姓深受日伪军的残暴、国民党军的骚扰、土匪刘黑七部的抢掠,所以当八路军的队伍到达这里时,老百姓以为是国民党的兵或是土匪,便立刻惊慌起来,紧闭寨门。

傍晚时分,一五师的指战员们来到村外,有的战士想上前喊话,部队首长制止说:“做任何事情都要先想到群众,这一带的老百姓被日伪军、顽军和土匪祸害怕了,我们刚到这里,群众不了解、别惊吓着他们,就在村外将就一宿吧”。

第二天早上,老百姓见没有什么动静,就打开寨门,却看见黑压压一片人坐在寨门外的路两旁。

“这是什么队伍,历史上没有见过这样的兵呀”!

村里人嘁嘁喳喳议论着这稀奇事,有消息灵通的人猜测道:“听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是不是八路军开过来了”。

便公推几位长者出村探望。

战士们见有人过来,就纷纷站起来打招呼:“老大爷,早啊”?

一声亲切的老大爷,立刻拉近了军民之间的距离。

战士们进村后,热情地与老乡们啦家常,做宣传,帮助群众挑水、扫地、做家务、干农活……

爱憎分明的村民们见八路军指战员和蔼可亲,与以往的“兵”截然不同。便主动为八路军腾房子、烧开水,亲如一家。

有一件事令老百姓倍感温暖。

原来,因为贫穷,农户家里一般只有一个厕所。为了不给住户添麻烦,一一五师的指战员便用高粱秸在村外搭建了男女简易厕所。并规定,无论黑白早晚,不准在住户入厕。事情虽小,却使老百姓从中看到了八路军对待老百姓的真情实意。

八路军尊重、爱护老百姓的美好形象,亲民、爱民的优良作风,帮助、扶持穷苦人的态度和真情,立刻象春风一样穿过村庄,吹遍鲁南大地。

从此,一一五师在抱犊崮山区扎下根基。

根下有沃土 方可长大树

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崛起,令世界震惊和瞩目。研究中国,解读中共党史,已成为“国际显学”。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几十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从不同侧面加以解读。歪曲、丑化者,不解、神秘者,溢美、夸大者,种种不一。但其中也有客观公正、真知灼见者,将近代以来的“中国现象”归功为“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夺取胜利,新中国之所以能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迅猛崛起,这棵“大树”之所以能饱受霜寒而生机勃勃,历经风雨而枝繁叶茂,就在于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这片“沃土”。

从沂蒙根据地开辟、发展、巩固、壮大的光辉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沃土”的力量。

抗战时期,日军侵占了沂蒙山区的所有县城、要地和战略点线,并在这些地方安设了大量据点,修筑了坚固工事。为彻底消灭共产党、八路军。在军事上,日军采取“铁壁合围”、“长途奔袭”、“拉网梳篦”、“分区清剿”等战术,对沂蒙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蚕食”,并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在经济上,除大肆掠夺、控制根据地物资外,还在根据地周围采取修路、挖沟、筑墙、禁运、禁商等办法,严密封锁抗日根据地;在政治上,大规模地推行以“总力战”为指导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建立伪政权、伪军警及汉奸特务组织,同时开展奴化教育等等。使根据地抗日军民陷入极端困境。

在此前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沈鸿烈部以及国民党军于学忠、石友三部占据着沂蒙北部、东部和南部山区;伪、顽、匪势力吴化文、王洪九、孙焕彩、厉文礼、刘黑七、李永平、梁仲亭、荣子恒、朱信斋、邵子厚、许树声、李延修、张步云、张里元、郑小隐、闫丽天、孙鹤龄等部,占据着沂蒙的甲子山区、崮口山区、天宝山区、五莲山区等众多地盘。他们各霸一方,伺机发展。

沂蒙人民抗日武装除一一五师师部和部分主力外,多是些放下锄头拿起枪杆的农民,且装备差,弹药少,发展空间仅剩下贫穷、偏僻、狭窄的地带。人民抗日武装与日伪顽匪的力量相比,不论从哪个方面都相差甚远。但沂蒙根据地各级党、政、军、群组织,坚决执行党的抗战方针,认真践行群众路线,顽强奋战,抗击强敌,用鲜血和生命保护群众利益。广大民众倾其所有、不惜牺牲,掩藏、救护、支援子弟兵。正是靠这种生死与共、血肉相连的军民关系,粉碎了日军的“扫荡”、“蚕食”和封锁,击败了伪、顽、匪的进攻、破坏和摩擦。使抗日根据地得以坚持、巩固和发展。

有这样一个事例,可以从中窥见一斑。

1942年9月,日军出动大批兵力“扫荡”鲁中地区,枪炮声由远而近传到西墙峪村。西墙峪坐落在沂水县西南部一条狭长的山谷里,几十户人家散布在山谷间。由于地形隐蔽,群众基础好,山东纵队野战医院就设在这里,几乎家家住着八路军伤病员,仅张孝治的家里就住着7位。为安全起见,张孝治先把伤病员转移到山洞里,尔后背着年迈的父亲躲藏。刚出家门口,就看见野战医院的护士田桂芳身负重伤,踉踉跄跄向这边奔来。张孝治的父亲见状,急忙说:“快,快放下我,救八路要紧!”张孝治二话不说,放下父亲,背起田桂芳就跑。田桂芳得救了,可张孝治的父亲却惨死在日军的刺刀下。

像张孝治这样舍老父救八路的人和事在沂蒙根据地数不胜数。

正是有人民战争这样的“汪洋大海”,有广大群众这样的“高山厚土”,共产党、八路军才得以生存发展、纵横驰骋,根据地才能够战胜困难、巩固壮大。

要当“明先生” 先做“好学生”

英雄无出处,智慧在民间,这就是众人是“圣人”的道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毛泽东早在1929年,就提出广大共产党员“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虚心向群众求教,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智慧指导革命。中共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多是察民情、听民声、走群众路线的结果,因而受到民众的认同、理解和拥护。

在沂蒙根据地,刘少奇、陈毅、罗荣桓、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典范。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梁必业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1939年冬,天气已经很寒冷了,但一一五师的指战员们还没有穿上棉衣。当时,他们正在抱犊崮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这里土地瘠薄,很少种棉花,适逢干旱,农业歉收,吃饭、穿衣成了大问题。白天,战士们用穇子、地瓜干煮地瓜秧充饥,还空着半个肚子。晚上,几个人合盖单薄的棉被,缩在被窝里当“团长”。站岗时,把簿被折起来捆绑在身上御寒。罗荣桓等首长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多次要求供给部门想办法解决。但他们左思右想,东奔西走,就是束手无策,没有着落。

怎么办?向延安伸手,那里也穷的叮当响;向群众摊派,不符合党的政策;到外地购买,资金从哪里来?

罗荣桓一面要求大家在内部走群众路线,以连、排为单位开“诸葛亮会”,商讨对策;一面到群众中走访问计。有一天,他来到一位放羊的老乡家。谈到棉衣问题,这位老农想了想说,这里是山岭地,,庄稼人一般不种棉花。但花生多,羊也不少。可以先用羊毛套棉衣抵挡一阵子,然后组织大家榨花生油,卖了油到外地买棉花,花生饼还可以煮菜叶,营养也多些……。一席话,说得罗荣桓茅塞顿开。

此后一段时间,一一五师的指战员组织群众收花生、开油坊,较好地解决了吃穿问题。

看到战士们渐渐红润的脸庞,罗荣桓感慨地说,群众不但是衣食父母,也是我们永远的老师,只要我们坚持走群众路线,就能克服一切困难……有了群众,就有了粮食,有了战场,有了兵源。我们就能不断发展壮大,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百川汇大海 溪流卷狂澜

柴多火焰高,人多力量大,关键是一个“多”字。群众的力量在于汇聚,在于团结。如果没有组织,人再多也是一盘散沙。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才能发挥他们的力量。沂蒙根据地之所以摧不垮,打不烂,攻不克,成为真正的铜墙铁壁,秘诀就在于组织发动群众。

抗战时期,沂蒙根据地各级党政军组织,放手发动群众,成立了工、农、青、妇各级群众组织以及文协、儿童团等,男女老少被广泛组织起来,在参军参战、救护伤员、站岗放哨、传送情报、生产支前、后勤供给等各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这种作用在解放战争时期更加彰显。

从孟良崮战役的支前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百川汇流的宏大力量。

战役发起前,中共华东局对支前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山东省支前委员会提出了“全力以赴,支援前线”的口号。鲁中、鲁南、滨海等各级党组织要求全体军民紧急动员起来,积极配合主力部队行动。使敌人所到之处,村村有枪声,处处响地雷,不给敌人以落脚之地。同时坚壁清野,疏散资材,埋藏粮食,决不让军需物资落入国民党军手中。为维护战时秩序,整个沂蒙山区宣布戒严,各县划分戒严区,建立联防会哨制度,严格盘查行人,控制重点路口,封锁军事消息,并保护好工厂、医院和其他公共设施,最大限度地做好战备工作。

战役发起后,沂蒙山区的地方武装和民兵,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在蒙阴、沂水、大汶口、泗水、平邑、费县、临沂、青州等交通线埋地雷、打阻击、搞袭扰,歼灭国民党军1万多人,炸毁、缴获汽车20多辆,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

战役进行中,解放区人民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支前运动,出动临时民工60万人,常备民工15.4万人,随军民工7.6万人,数以万计的小车队、担架队、驴驮队、挑工队如道道洪流,川流不息地奔向前线。他们爬山越岭,长途跋涉,舍生忘死,以高度的政治热情运送物资、抢救伤员。

后方群众碾米、磨面、烙煎饼、洗军衣、军鞋,架桥、铺路、筹军需等,保证了几十万大军的前方需要。

反观国民党军的境况,他们到达解放区后,变成了聋子、瞎子,连个向导也找不到。饭要自己做,马要自己喂,伤员要自己运送,军用物资要自己筹集……,无形中减少了参战人员。

当时,华东野战军9个纵队近27万人参战,五个纵队担任主攻,四个纵队打援,主攻部队在数量上形成了5:1的优势,且不用操持弹药、食物、伤员等方面的事,客观上增加了战斗力。这一增一减,优势更加明显。如果没有成千万群众的大力支持,光靠“小米加步枪”与国民党军的飞机大炮对阵,要在短时间内吃掉武装到牙齿、战斗力很强的国民党王牌军,是很难想象的,这也难怪许多国民党将士不服。但国民党将领杜聿明却看的很透彻,他曾经感慨地说:“败在敌人手里可以挽回,败在老百姓手里,就再也无法挽回了”。

人心就是力量。

正是由于我们党始终坚持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铸造了党与人民群众牢不可破的密切联系,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始终不渝地贯彻群众路线,心里装着群众,时刻想着群众,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以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作风,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改革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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